文/胡铁瓜
话说公元前479年，山东曲阜一个老人去世了。这老人一辈子没少遭罪，领着几十个徒弟颠沛流离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走到哪儿都被人撵，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，甚至被人骂成“丧家之犬”都不带还嘴的。临闭眼的时候，他拉着徒弟的手哭，说泰山要塌了，梁柱要断了，我这老头子也不行了。
搁那会儿你要是跟人说，这个一辈子没当过几天大官、学说没人待见的老人，他传下来的那点东西，三百年后能一统天下人的思想，管着中国人的吃喝拉撒、婚丧嫁娶两千多年，所有人都得说你是喝多了说胡话。
因为那时候根本轮不到儒家出头。战国中期孟子自己都白纸黑字写着，现在天下的话，不是归杨朱就是归墨翟。杨朱说啥？拔自己一根汗毛能救天下都不干，就顾着自己过好日子，戳中了乱世里所有人想保命的心思，墨子更厉害，领着一帮穿粗布衣服、吃糙米饭的徒弟，哪个国家挨打了就跑去帮着守城，活脱脱一群不要命的义士，信徒遍布各个诸侯国。这俩才是当时顶流，儒家就是个没人搭理的边缘学派，还总被人挤兑。庄子天天在书里拿孔子开涮，把他写成个一根筋的老顽固；韩非子更狠，直接把儒家归成危害国家的头号害虫，说留着这帮人早晚得亡国。
真正在政治上杀疯了的是法家。商鞅跑到秦国搞变法，硬是把秦国改造成了一台只会种地和打仗的机器。秦国老百姓这辈子就俩出路：要么在家种地种得好拿爵位，要么上战场砍敌人脑袋换爵位。别的啥都不让干，经商不行，搞学问不行，甚至连串门子都不行。这套东西狠是真狠，效率也是真高。秦国用了一百多年，像碾虫子似的把六国挨个捏碎，第一次把整个华夏大地攥在了一个人手里。
秦始皇站在咸阳宫的台阶上，看着底下跪得黑压压的群臣，心里头那叫一个得意。他觉得这套能打天下的制度，肯定也能坐天下，能传给他儿子、他孙子，传一万代都没问题。
但他错了，错得离谱。他压根没明白，打仗时候好使的东西，和平年代能把整个国家活活耗死。根据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能对上的数，秦朝统一那会儿全国也就两千万人。你猜秦始皇短短十几年征了多少人干活？修长城三十万，修阿房宫和骊山陵七十万，蒙恬打匈奴带了三十万，屠睢打百越带了五十万，再加上修全国的大马路、转运粮草的民夫，常年在外头白干活的超过三百万。啥概念？每七个人里就有一个在给国家当牛做马，要是光算能干活的老爷们，三个里就有一个。
家里的壮丁都被拉走了，地里的庄稼没人种，老人孩子没人养，官府还天天拿着鞭子催税催粮，犯点小事就砍头，连邻居都得跟着遭殃。这日子能过下去吗？过不下去咋办？只能反了。公元前209年，两个走投无路的当兵的陈胜吴广，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喊了一句“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？”
谁也没想到，就这么一句喊，直接把大秦帝国给喊塌了。曾经横扫六国的秦军，在农民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。才过了两年，刘邦就带着人打进了咸阳，秦王子婴穿着白衣服、坐着白马车，乖乖出城投降。那个秦始皇梦想传万代的帝国，满打满算才活了十五年。
秦亡的教训，像一把刀悬在了后来所有皇帝的脑袋顶上。它用最惨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：靠拳头只能打天下，不能坐天下。你手里的刀越锋利，老百姓脖子上的绳子就越紧，等所有人都喘不过气的时候，拼了命也得把你拉下来。
既然纯法家不行，那纯道家呢？汉初的那帮统治者，被秦朝的速亡吓破了胆，啥也不敢干了，直接捡起了黄老道家那套“无为而治”。说白了就是不折腾，你老百姓愿意干啥干啥，官府尽量少管。刘邦进咸阳第一件事就是把秦朝所有的苛法全废了，只跟老百姓约法三章，汉文帝连续十二年免了全国的农业税，自己穿的衣服都打补丁，想建个露台，一问得花百斤黄金，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，扭头就不干了，汉景帝把农业税降到了三十税一，也就是收三十分之一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农业税。
这政策效果确实不错。几十年没打仗，老百姓安心种地，国家富得流油。《史记》里写，国库里的铜钱多得没地方放，穿钱的绳子都烂了，散钱数都数不清，粮仓里的粮食一年压一年，一直堆到仓外头，好多都发霉烂了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文景之治”，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真正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盛世。
但黄老思想有个致命的毛病，差点把汉朝给整没了。你啥也不管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就弱得可怜。汉初刘邦为了巩固统治，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，这些王爷在自己的地盘上，想干啥干啥，有自己的军队，自己的钱库，自己的官员，跟独立国家没啥两样。最大的齐国占了七十多座城，整个山东半岛都是他家的，吴王刘濞更牛，占着江苏浙江一带，靠煮盐和铸钱发了大财，富得能跟中央叫板，甚至免了自己国内所有老百姓的税。
时间一长，这些王爷的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，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。汉景帝上台后，听了晁错的话，想削掉这些王爷的封地。结果吴王刘濞立刻联合另外六个王爷，打着“杀晁错，清君侧”的旗号造反，这就是“七国之乱”。虽然这场叛乱只用了三个月就被周亚夫平定了，但也把汉朝的统治者打醒了：黄老思想能让老百姓吃饱饭，但保不住国家统一。再这么无为而治下去，早晚得回到春秋战国那个打打杀杀的年代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，给汉武帝刘彻上了一道折子。在这道折子里，他把儒家那套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，最后说了一句改变中国历史的话：凡是不属于孔子儒家的学说，全部都要禁止，不能让它们跟儒家一起发展。这就是后来说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汉武帝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，从此，儒家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，一坐就是两千多年。
直到今天还有人说，汉武帝选儒家，就是因为儒家会拍马屁，最能帮皇帝欺负老百姓。这话纯特么是没有脑子。要是论听话、论维护皇帝的权力，法家比儒家强一百倍。法家说了，皇帝就是天，想干啥干啥，老百姓只能无条件服从，连心里有不同想法都该杀。汉武帝要是只想找个拍马屁的工具，犯得着抛弃法家吗？
汉武帝选儒家，是因为儒家解决了一个法家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：凭啥你能当皇帝，别人就不能？法家的逻辑特别简单：谁拳头硬谁当皇帝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你能靠拳头抢天下，别人也能靠拳头把你打下去。所以秦朝的皇帝天天活在恐惧里，只能用更狠的暴力镇压反抗，最后越陷越深，把自己玩死了。
儒家就不一样了。董仲舒整出来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，直接给皇帝的权力镀了一层金。他说，天是有意志的，管着天底下所有的事。皇帝是天的儿子，是上天派下来管老百姓的。你当皇帝，不是因为你能打，是因为上天选中了你。要是你当皇帝当得好，爱护老百姓，上天就会降下好兆头表扬你，要是你当得不好，欺压老百姓，上天就会发日食、地震、洪水警告你，要是你还不改，上天就会把权力收回去，换个人当皇帝。
这套东西对皇帝来说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一下子就把当皇帝从“谁抢着是谁的”，变成了“上天安排的”。老百姓再想造反，就是跟老天爷作对，就是大逆不道。同时，这套东西也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。你不能为所欲为，你得按儒家说的来，当一个好皇帝，不然上天就会收拾你。搁那个没有宪法、没有议会的年代，这是唯一能管住皇帝的办法。
当然，汉武帝也没傻到真的全用儒家治国。从汉代开始，中国的政治就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：面子上用儒家，里子用法家。这个秘密，后来被汉宣帝刘询一句话给捅破了。当时他儿子刘奭还是太子，特别喜欢儒家那套，觉得他爸用刑太重，就劝他说，陛下您杀人太多了，应该多用点儒生。汉宣帝一听当场就火了，骂道：我们汉朝自己的制度，本来就是王道霸道混着用，怎么能纯用儒家那套，学周朝呢！
这句话才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真相。所谓王道，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，用来给老百姓看的，所谓霸道，就是法家的严刑峻法，用来真正管事的。对外，皇帝要装成一个仁慈的大家长，关心老百姓的死活，对内，皇帝要用最严格的法律管着官员，谁敢造反就杀谁。
这套组合拳太好用了。既不会像纯法家那样搞得民怨沸腾，也不会像纯儒家那样软弱无能。儒家负责安抚人心，让老百姓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讲道理的社会里，法家负责维持秩序，保证国家机器能转起来。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汉宣帝说得对。汉宣帝死后，刘奭当了皇帝，就是汉元帝。他真的听了儒生的话，纯用德教，重用那些只会空谈的书呆子，结果朝政一塌糊涂，宦官和外戚轮流掌权，西汉从此就走下坡路了，最后被王莽篡了位。
你别说，儒家还有个能耐，就是能把这么大一个国家管得明明白白，还花不了几个钱。儒家天天讲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，现在很多人一听见这句话就跳脚骂，说这是封建糟粕。但你得站在那个年代想想，有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？
搁古代农业社会，生产力低得可怜，交通基本靠走，通讯基本靠喊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多也就到县这一级。一个县几十万人口，县衙里正式的官员有几个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就四个：知县、县丞、主簿、典史。再加上一些没编制的差役，总共也就几十个人。这几十个人，要管几十万人的吃喝拉撒，要收税，要断案，要抓小偷，要修水利，要赈灾，他们是咋做到的？
答案就是儒家没想着管每一个人，它管的是家庭。儒家说，你首先是你爹的儿子，你媳妇的丈夫，你儿子的爹，然后才是国家的老百姓。你在家得孝顺爹妈，尊敬哥哥，爱护孩子。然后儒家又把家里这套道理，直接搬到了国家上。
这就是“移孝作忠”。《孝经》里写得明明白白，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爹妈，在朝廷就能忠于皇帝；在家能尊敬哥哥，在社会就能尊敬长辈；在家能把家务打理好，当官就能把地方治理好。国家就成了一个放大的家，皇帝是全国人的爹，各级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。
这么一来，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套一个的小家庭。县以下的农村，根本不用官府管，全靠家族自己管。每个家族都有个族长，一般是辈分最高、最有威望的老头。族长权力大得很，能定族规，能断官司，能惩罚不听话的族人，甚至能把人赶出家族。
其实族长行使的权力，就是国家权力的延伸。国家不用在每个村子派警察派官员，只要承认族长的权力，就能把基层管得服服帖帖。家族就是个微型政府，啥都管。谁家偷东西了，族长按族规打板子，两家争宅基地了，族长出来调解，谁家儿子不孝顺爹妈，族长能召集全族人批判他，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。
这套管理模式成本低得吓人。明清时候，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几万两银子，大部分还得上缴中央，剩下那点钱，要养活全县的官员差役，还要办公。要是没有家族自治，中央就是把所有钱都花在基层，也不够用。而且这种靠血缘和人情管人的方式，比靠刀枪管用多了。它不是逼着你服从，是让你从心里觉得就该这么做。
除此之外，儒家还给古代社会搭了一套最靠谱的社会保障体系。那时候没有养老保险，没有医疗保险，没有低保。人老了谁养？靠儿子。生病了谁管？靠家人。死了谁埋？靠亲戚。要是哪家遭了天灾人祸，全靠家族的人帮衬。
这套保障体系虽然简陋，但在那个年代是最管用的。它让每个人都不会因为老了、病了就活不下去，也让整个社会不会轻易乱起来。这也是为啥中国古代老闹天灾，但很少出现大规模流民起义的原因。
儒家最厉害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，是它给了普通人一个翻身的机会。在科举制出现之前，当官基本靠投胎。世卿世禄制就不用说了，爹当官儿子永远当官，老百姓一辈子都是老百姓。察举制稍微好点，地方官可以推荐好人当官，但推荐谁不推荐谁，全凭地方官一句话，最后全被豪门大族把持了。到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，更是变成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，你出身不好，再有才华也白搭。
科举制的出现，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。它就认考试成绩，不管你爹是种地的还是当官的，不管你家里有钱没钱，只要你是清白人家的孩子，都能报名考试。只要你把儒家的《四书五经》读明白，能写出一手好文章，你就能考中进士，就能当官，甚至能当宰相。这就是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早上还在地里刨食呢，晚上就进皇宫当官了，搁以前想都不敢想。
现在很多人骂科举制，说它禁锢思想，把人都变成了书呆子。这些话都有道理，但你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一千多年前的制度。在那个年代，科举制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选官制度，没有之一。
历史学家何炳棣翻了明清两代四万多个进士的家谱，算了一笔账：明清两代的进士里，有超过40%的人，祖上三代连个秀才都没出过，就是纯纯的平民百姓。差不多一半的大官，都来自普通农民、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家庭。这个数据是铁打的，谁也反驳不了。
比如范仲淹，两岁的时候爹就死了，妈带着他改嫁，他连姓都改了。小时候穷得叮当响，在寺庙里读书，每天煮一锅粥，凉了分成四块，早晚各吃两块，就着咸菜吃。就这么苦读，最后考中进士，当了北宋的宰相。还有海瑞，四岁丧父，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，也是靠科举当官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。
科举制还有个天大的好处，就是把全天下最聪明的人，都绑在了儒家的船上。当所有当官的都是靠读儒家经典上来的，他们自然会拼了命维护儒家这套东西。因为这既是他们当官的敲门砖，也是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护城河。他们的命运和儒家绑在了一起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而且科举制还统一了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。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东北人，不管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，只要你想当官，就得学同样的书，信同样的道理。这样一来，全中国的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，共同的价值观。这也是为啥中国两千多年，经历了那么多次分裂和外族入侵，最后总能重新统一，文化从来没断过的根本原因。
儒家能活两千多年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：它不是死脑筋，特别能学别人的好东西。它从来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，而是一个能不断升级的系统。别人有啥好用的，它都能拿过来，变成自己的东西。
我们今天看到的儒家，跟孔子当年讲的儒家早就不是一回事了。孔子那时候就讲怎么做人，怎么当官，很少讲那些玄乎的大道理。后来的儒家，先后把法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佛教的好东西都吸收了进来，不断给自己升级。
早在战国时候，荀子就把法家的思想融进了儒家。他说人性本恶，人生来就自私，就想占便宜，所以必须用礼义教化，用刑罚约束。他这思想，跟法家已经很接近了。他的两个徒弟李斯和韩非，后来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。
汉代的董仲舒，又把阴阳家那套阴阳五行、天人感应的东西加了进来，把儒家变成了一套适合大一统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天下大乱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道家和佛教就火了。很多文人都喜欢老庄，追求逍遥自在；佛教也在中国扎下了根，到处都是寺庙。
面对佛道的挑战，儒家没有硬刚，而是偷偷学人家的长处。唐代的韩愈、李翱，嘴上喊着要排斥佛老，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已经受了佛道很大的影响。韩愈说的“道统”，就是学佛教的传法体系；李翱说的“复性”，就是学佛教的心性论。
到了宋代，儒家终于完成了一次大升级，变成了宋明理学。宋明理学就是儒家为主体，掺了道家和佛教的哲学思想，整出来的一套新东西。它吸收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，把儒家的道理讲得更透彻、更系统了。比如朱熹说的“理一分殊”，说天下万物都来自一个“理”，每个东西又有自己的“理”，这明显是受了道家和佛教的影响。王阳明的心学，说“心就是理”，“宇宙就是我的心，我的心就是宇宙”，这跟禅宗的“明心见性”几乎是一个路子。
宋明理学之后，儒家就真正变成了一套全方位的生活方式。它不仅告诉你怎么当官，怎么治国，还告诉你怎么做人，怎么处理人际关系，怎么面对顺境和逆境。当官的时候用儒家，建功立业，失意的时候用道家，清静无为，老了的时候用佛教，看淡生死。一个人一辈子的所有问题，儒家都能给你答案。
这种能装能融的本事，让儒家像一个巨大的海绵，别人好的东西它都吸过来，变成自己的。它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挑战而死掉，反而会越变越强。这就是儒家真正的生命力所在。
今天很多人一提到儒家，就嗤之以鼻，说它是封建糟粕，是中国落后的根源。但他们没有意识到，儒家早就渗透到了我们的骨头里，变成了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。
我们看到爹妈老了，自然而然就会想着赡养他们，看到长辈，自然而然就会想着尊敬他们，看到朋友有难，自然而然就会想着帮一把，看到国家有难，自然而然就会想着挺身而出。这些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，都不是天生就有的，是儒家两千多年一代代传下来的。
我们中国人说“百善孝为先”，说“家和万事兴”，说春节一定要回家过年，这些都是儒家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烙印。我们讲究“礼义廉耻”，讲究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这些也都是儒家的道德标准。
很多人说我们被儒家洗脑了。这话不对。洗脑是逼着你信，不信就打你杀你。儒家的传播，是靠家庭，靠学校，靠父母的言传身教，靠老师的谆谆教诲，是一代代人自然而然传下来的。它不是强加给你的，是你从小就生活在里面的。
而且儒家从来不是皇帝单方面强加给老百姓的。要是儒家只是皇帝欺负老百姓的工具，它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同。任何一种思想，要是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，迟早都会被抛弃。儒家能活两千多年，是因为它不仅给了皇帝统治的理由，也给了老百姓稳定的生活、基本的保障和翻身的希望。它在皇帝和老百姓之间，找到了一个当时最好的平衡点。
当然，儒家也不是完美的，它有很多毛病。它过分强调等级，压抑了个人的自由，它过分强调集体，忽视了个人的权利、它过分强调道德，忽视了法律的作用，它还有重男轻女、三从四德这些糟粕。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必须抛弃的。
但我们也不能把儒家一棍子打死。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，都有它的局限性。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。儒家能在中国活两千多年，影响了整个东亚，这本身就说明它有它的道理。
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时代，各种思想满天飞。有人说儒家全是坏的，应该彻底扔掉，有人说儒家全是好的，应该全面恢复。这两种说法都是走极端。
儒家不是完美的，也不是一无是处的。它是我们的根，是我们的文化基因。我们不可能彻底扔掉它，因为它已经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，我们也不可能全面恢复它，因为它毕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，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合今天了。
两千多年前，华夏文明试了法家，试了道家，试了墨家，试了所有能试的思想，最后选择了儒家。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决定，是整个文明几百年试错之后，做出的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它不是最好的，但它是最适合当时的中国的。
历史没有如果。我们不知道如果当年选了别的思想，中国会变成什么样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客观地看待它。好的我们留着，不好的我们扔掉。在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基础上，走出我们自己的路。这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，也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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