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胡铁瓜
话说公元前479年,山东曲阜一个老人去世了。这老人一辈子没少遭罪,领着几十个徒弟颠沛流离,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走到哪儿都被人撵,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,甚至被人骂成“丧家之犬”都不带还嘴的。临闭眼的时候,他拉着徒弟的手哭,说泰山要塌了,梁柱要断了,我这老头子也不行了。

搁那会儿你要是跟人说,这个一辈子没当过几天大官、学说没人待见的老人,他传下来的那点东西,三百年后能一统天下人的思想,管着中国人的吃喝拉撒、婚丧嫁娶两千多年,所有人都得说你是喝多了说胡话。
因为那时候根本轮不到儒家出头。战国中期孟子自己都白纸黑字写着,现在天下的话,不是归杨朱就是归墨翟。杨朱说啥?拔自己一根汗毛能救天下都不干,就顾着自己过好日子,戳中了乱世里所有人想保命的心思,墨子更厉害,领着一帮穿粗布衣服、吃糙米饭的徒弟,哪个国家挨打了就跑去帮着守城,活脱脱一群不要命的义士,信徒遍布各个诸侯国。这俩才是当时顶流,儒家就是个没人搭理的边缘学派,还总被人挤兑。庄子天天在书里拿孔子开涮,把他写成个一根筋的老顽固;韩非子更狠,直接把儒家归成危害国家的头号害虫,说留着这帮人早晚得亡国。
真正在政治上杀疯了的是法家。商鞅跑到秦国搞变法,硬是把秦国改造成了一台只会种地和打仗的机器。秦国老百姓这辈子就俩出路:要么在家种地种得好拿爵位,要么上战场砍敌人脑袋换爵位。别的啥都不让干,经商不行,搞学问不行,甚至连串门子都不行。这套东西狠是真狠,效率也是真高。秦国用了一百多年,像碾虫子似的把六国挨个捏碎,第一次把整个华夏大地攥在了一个人手里。
秦始皇站在咸阳宫的台阶上,看着底下跪得黑压压的群臣,心里头那叫一个得意。他觉得这套能打天下的制度,肯定也能坐天下,能传给他儿子、他孙子,传一万代都没问题。
但他错了,错得离谱。他压根没明白,打仗时候好使的东西,和平年代能把整个国家活活耗死。根据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能对上的数,秦朝统一那会儿全国也就两千万人。你猜秦始皇短短十几年征了多少人干活?修长城三十万,修阿房宫和骊山陵七十万,蒙恬打匈奴带了三十万,屠睢打百越带了五十万,再加上修全国的大马路、转运粮草的民夫,常年在外头白干活的超过三百万。啥概念?每七个人里就有一个在给国家当牛做马,要是光算能干活的老爷们,三个里就有一个。
家里的壮丁都被拉走了,地里的庄稼没人种,老人孩子没人养,官府还天天拿着鞭子催税催粮,犯点小事就砍头,连邻居都得跟着遭殃。这日子能过下去吗?过不下去咋办?只能反了。公元前209年,两个走投无路的当兵的陈胜吴广,在大泽乡揭竿而起,喊了一句“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?”
谁也没想到,就这么一句喊,直接把大秦帝国给喊塌了。曾经横扫六国的秦军,在农民起义军面前不堪一击。才过了两年,刘邦就带着人打进了咸阳,秦王子婴穿着白衣服、坐着白马车,乖乖出城投降。那个秦始皇梦想传万代的帝国,满打满算才活了十五年。
秦亡的教训,像一把刀悬在了后来所有皇帝的脑袋顶上。它用最惨的方式告诉所有人:靠拳头只能打天下,不能坐天下。你手里的刀越锋利,老百姓脖子上的绳子就越紧,等所有人都喘不过气的时候,拼了命也得把你拉下来。
既然纯法家不行,那纯道家呢?汉初的那帮统治者,被秦朝的速亡吓破了胆,啥也不敢干了,直接捡起了黄老道家那套“无为而治”。说白了就是不折腾,你老百姓愿意干啥干啥,官府尽量少管。刘邦进咸阳第一件事就是把秦朝所有的苛法全废了,只跟老百姓约法三章,汉文帝连续十二年免了全国的农业税,自己穿的衣服都打补丁,想建个露台,一问得花百斤黄金,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,扭头就不干了,汉景帝把农业税降到了三十税一,也就是收三十分之一,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农业税。

这政策效果确实不错。几十年没打仗,老百姓安心种地,国家富得流油。《史记》里写,国库里的铜钱多得没地方放,穿钱的绳子都烂了,散钱数都数不清,粮仓里的粮食一年压一年,一直堆到仓外头,好多都发霉烂了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文景之治”,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真正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盛世。
但黄老思想有个致命的毛病,差点把汉朝给整没了。你啥也不管,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就弱得可怜。汉初刘邦为了巩固统治,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,这些王爷在自己的地盘上,想干啥干啥,有自己的军队,自己的钱库,自己的官员,跟独立国家没啥两样。最大的齐国占了七十多座城,整个山东半岛都是他家的,吴王刘濞更牛,占着江苏浙江一带,靠煮盐和铸钱发了大财,富得能跟中央叫板,甚至免了自己国内所有老百姓的税。
时间一长,这些王爷的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,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。汉景帝上台后,听了晁错的话,想削掉这些王爷的封地。结果吴王刘濞立刻联合另外六个王爷,打着“杀晁错,清君侧”的旗号造反,这就是“七国之乱”。虽然这场叛乱只用了三个月就被周亚夫平定了,但也把汉朝的统治者打醒了:黄老思想能让老百姓吃饱饭,但保不住国家统一。再这么无为而治下去,早晚得回到春秋战国那个打打杀杀的年代。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,给汉武帝刘彻上了一道折子。在这道折子里,他把儒家那套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,最后说了一句改变中国历史的话:凡是不属于孔子儒家的学说,全部都要禁止,不能让它们跟儒家一起发展。这就是后来说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汉武帝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,从此,儒家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,一坐就是两千多年。
直到今天还有人说,汉武帝选儒家,就是因为儒家会拍马屁,最能帮皇帝欺负老百姓。这话纯特么是没有脑子。要是论听话、论维护皇帝的权力,法家比儒家强一百倍。法家说了,皇帝就是天,想干啥干啥,老百姓只能无条件服从,连心里有不同想法都该杀。汉武帝要是只想找个拍马屁的工具,犯得着抛弃法家吗?
汉武帝选儒家,是因为儒家解决了一个法家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:凭啥你能当皇帝,别人就不能?法家的逻辑特别简单:谁拳头硬谁当皇帝。那问题就来了,你能靠拳头抢天下,别人也能靠拳头把你打下去。所以秦朝的皇帝天天活在恐惧里,只能用更狠的暴力镇压反抗,最后越陷越深,把自己玩死了。
儒家就不一样了。董仲舒整出来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,直接给皇帝的权力镀了一层金。他说,天是有意志的,管着天底下所有的事。皇帝是天的儿子,是上天派下来管老百姓的。你当皇帝,不是因为你能打,是因为上天选中了你。要是你当皇帝当得好,爱护老百姓,上天就会降下好兆头表扬你,要是你当得不好,欺压老百姓,上天就会发日食、地震、洪水警告你,要是你还不改,上天就会把权力收回去,换个人当皇帝。
这套东西对皇帝来说,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一下子就把当皇帝从“谁抢着是谁的”,变成了“上天安排的”。老百姓再想造反,就是跟老天爷作对,就是大逆不道。同时,这套东西也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。你不能为所欲为,你得按儒家说的来,当一个好皇帝,不然上天就会收拾你。搁那个没有宪法、没有议会的年代,这是唯一能管住皇帝的办法。

当然,汉武帝也没傻到真的全用儒家治国。从汉代开始,中国的政治就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:面子上用儒家,里子用法家。这个秘密,后来被汉宣帝刘询一句话给捅破了。当时他儿子刘奭还是太子,特别喜欢儒家那套,觉得他爸用刑太重,就劝他说,陛下您杀人太多了,应该多用点儒生。汉宣帝一听当场就火了,骂道:我们汉朝自己的制度,本来就是王道霸道混着用,怎么能纯用儒家那套,学周朝呢!
这句话才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真相。所谓王道,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,用来给老百姓看的,所谓霸道,就是法家的严刑峻法,用来真正管事的。对外,皇帝要装成一个仁慈的大家长,关心老百姓的死活,对内,皇帝要用最严格的法律管着官员,谁敢造反就杀谁。
这套组合拳太好用了。既不会像纯法家那样搞得民怨沸腾,也不会像纯儒家那样软弱无能。儒家负责安抚人心,让老百姓觉得自己活在一个讲道理的社会里,法家负责维持秩序,保证国家机器能转起来。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汉宣帝说得对。汉宣帝死后,刘奭当了皇帝,就是汉元帝。他真的听了儒生的话,纯用德教,重用那些只会空谈的书呆子,结果朝政一塌糊涂,宦官和外戚轮流掌权,西汉从此就走下坡路了,最后被王莽篡了位。
你别说,儒家还有个能耐,就是能把这么大一个国家管得明明白白,还花不了几个钱。儒家天天讲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,现在很多人一听见这句话就跳脚骂,说这是封建糟粕。但你得站在那个年代想想,有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?
搁古代农业社会,生产力低得可怜,交通基本靠走,通讯基本靠喊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多也就到县这一级。一个县几十万人口,县衙里正式的官员有几个?说出来你可能不信,就四个:知县、县丞、主簿、典史。再加上一些没编制的差役,总共也就几十个人。这几十个人,要管几十万人的吃喝拉撒,要收税,要断案,要抓小偷,要修水利,要赈灾,他们是咋做到的?
答案就是儒家没想着管每一个人,它管的是家庭。儒家说,你首先是你爹的儿子,你媳妇的丈夫,你儿子的爹,然后才是国家的老百姓。你在家得孝顺爹妈,尊敬哥哥,爱护孩子。然后儒家又把家里这套道理,直接搬到了国家上。
这就是“移孝作忠”。《孝经》里写得明明白白,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爹妈,在朝廷就能忠于皇帝;在家能尊敬哥哥,在社会就能尊敬长辈;在家能把家务打理好,当官就能把地方治理好。国家就成了一个放大的家,皇帝是全国人的爹,各级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。
这么一来,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套一个的小家庭。县以下的农村,根本不用官府管,全靠家族自己管。每个家族都有个族长,一般是辈分最高、最有威望的老头。族长权力大得很,能定族规,能断官司,能惩罚不听话的族人,甚至能把人赶出家族。
其实族长行使的权力,就是国家权力的延伸。国家不用在每个村子派警察派官员,只要承认族长的权力,就能把基层管得服服帖帖。家族就是个微型政府,啥都管。谁家偷东西了,族长按族规打板子,两家争宅基地了,族长出来调解,谁家儿子不孝顺爹妈,族长能召集全族人批判他,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。
这套管理模式成本低得吓人。明清时候,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几万两银子,大部分还得上缴中央,剩下那点钱,要养活全县的官员差役,还要办公。要是没有家族自治,中央就是把所有钱都花在基层,也不够用。而且这种靠血缘和人情管人的方式,比靠刀枪管用多了。它不是逼着你服从,是让你从心里觉得就该这么做。
除此之外,儒家还给古代社会搭了一套最靠谱的社会保障体系。那时候没有养老保险,没有医疗保险,没有低保。人老了谁养?靠儿子。生病了谁管?靠家人。死了谁埋?靠亲戚。要是哪家遭了天灾人祸,全靠家族的人帮衬。
这套保障体系虽然简陋,但在那个年代是最管用的。它让每个人都不会因为老了、病了就活不下去,也让整个社会不会轻易乱起来。这也是为啥中国古代老闹天灾,但很少出现大规模流民起义的原因。
儒家最厉害的地方,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,是它给了普通人一个翻身的机会。在科举制出现之前,当官基本靠投胎。世卿世禄制就不用说了,爹当官儿子永远当官,老百姓一辈子都是老百姓。察举制稍微好点,地方官可以推荐好人当官,但推荐谁不推荐谁,全凭地方官一句话,最后全被豪门大族把持了。到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,更是变成了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世族”,你出身不好,再有才华也白搭。
科举制的出现,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。它就认考试成绩,不管你爹是种地的还是当官的,不管你家里有钱没钱,只要你是清白人家的孩子,都能报名考试。只要你把儒家的《四书五经》读明白,能写出一手好文章,你就能考中进士,就能当官,甚至能当宰相。这就是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,早上还在地里刨食呢,晚上就进皇宫当官了,搁以前想都不敢想。

现在很多人骂科举制,说它禁锢思想,把人都变成了书呆子。这些话都有道理,但你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一千多年前的制度。在那个年代,科举制是全世界最公平的选官制度,没有之一。
历史学家何炳棣翻了明清两代四万多个进士的家谱,算了一笔账:明清两代的进士里,有超过40%的人,祖上三代连个秀才都没出过,就是纯纯的平民百姓。差不多一半的大官,都来自普通农民、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家庭。这个数据是铁打的,谁也反驳不了。
比如范仲淹,两岁的时候爹就死了,妈带着他改嫁,他连姓都改了。小时候穷得叮当响,在寺庙里读书,每天煮一锅粥,凉了分成四块,早晚各吃两块,就着咸菜吃。就这么苦读,最后考中进士,当了北宋的宰相。还有海瑞,四岁丧父,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,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,也是靠科举当官,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。
科举制还有个天大的好处,就是把全天下最聪明的人,都绑在了儒家的船上。当所有当官的都是靠读儒家经典上来的,他们自然会拼了命维护儒家这套东西。因为这既是他们当官的敲门砖,也是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护城河。他们的命运和儒家绑在了一起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
而且科举制还统一了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。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东北人,不管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,只要你想当官,就得学同样的书,信同样的道理。这样一来,全中国的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,共同的价值观。这也是为啥中国两千多年,经历了那么多次分裂和外族入侵,最后总能重新统一,文化从来没断过的根本原因。
儒家能活两千多年,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:它不是死脑筋,特别能学别人的好东西。它从来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,而是一个能不断升级的系统。别人有啥好用的,它都能拿过来,变成自己的东西。
我们今天看到的儒家,跟孔子当年讲的儒家早就不是一回事了。孔子那时候就讲怎么做人,怎么当官,很少讲那些玄乎的大道理。后来的儒家,先后把法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佛教的好东西都吸收了进来,不断给自己升级。
早在战国时候,荀子就把法家的思想融进了儒家。他说人性本恶,人生来就自私,就想占便宜,所以必须用礼义教化,用刑罚约束。他这思想,跟法家已经很接近了。他的两个徒弟李斯和韩非,后来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。
汉代的董仲舒,又把阴阳家那套阴阳五行、天人感应的东西加了进来,把儒家变成了一套适合大一统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,天下大乱,老百姓活不下去,道家和佛教就火了。很多文人都喜欢老庄,追求逍遥自在;佛教也在中国扎下了根,到处都是寺庙。
面对佛道的挑战,儒家没有硬刚,而是偷偷学人家的长处。唐代的韩愈、李翱,嘴上喊着要排斥佛老,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已经受了佛道很大的影响。韩愈说的“道统”,就是学佛教的传法体系;李翱说的“复性”,就是学佛教的心性论。
到了宋代,儒家终于完成了一次大升级,变成了宋明理学。宋明理学就是儒家为主体,掺了道家和佛教的哲学思想,整出来的一套新东西。它吸收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,把儒家的道理讲得更透彻、更系统了。比如朱熹说的“理一分殊”,说天下万物都来自一个“理”,每个东西又有自己的“理”,这明显是受了道家和佛教的影响。王阳明的心学,说“心就是理”,“宇宙就是我的心,我的心就是宇宙”,这跟禅宗的“明心见性”几乎是一个路子。

宋明理学之后,儒家就真正变成了一套全方位的生活方式。它不仅告诉你怎么当官,怎么治国,还告诉你怎么做人,怎么处理人际关系,怎么面对顺境和逆境。当官的时候用儒家,建功立业,失意的时候用道家,清静无为,老了的时候用佛教,看淡生死。一个人一辈子的所有问题,儒家都能给你答案。
这种能装能融的本事,让儒家像一个巨大的海绵,别人好的东西它都吸过来,变成自己的。它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挑战而死掉,反而会越变越强。这就是儒家真正的生命力所在。
今天很多人一提到儒家,就嗤之以鼻,说它是封建糟粕,是中国落后的根源。但他们没有意识到,儒家早就渗透到了我们的骨头里,变成了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。
我们看到爹妈老了,自然而然就会想着赡养他们,看到长辈,自然而然就会想着尊敬他们,看到朋友有难,自然而然就会想着帮一把,看到国家有难,自然而然就会想着挺身而出。这些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,都不是天生就有的,是儒家两千多年一代代传下来的。
我们中国人说“百善孝为先”,说“家和万事兴”,说春节一定要回家过年,这些都是儒家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烙印。我们讲究“礼义廉耻”,讲究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这些也都是儒家的道德标准。
很多人说我们被儒家洗脑了。这话不对。洗脑是逼着你信,不信就打你杀你。儒家的传播,是靠家庭,靠学校,靠父母的言传身教,靠老师的谆谆教诲,是一代代人自然而然传下来的。它不是强加给你的,是你从小就生活在里面的。
而且儒家从来不是皇帝单方面强加给老百姓的。要是儒家只是皇帝欺负老百姓的工具,它不可能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同。任何一种思想,要是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,迟早都会被抛弃。儒家能活两千多年,是因为它不仅给了皇帝统治的理由,也给了老百姓稳定的生活、基本的保障和翻身的希望。它在皇帝和老百姓之间,找到了一个当时最好的平衡点。
当然,儒家也不是完美的,它有很多毛病。它过分强调等级,压抑了个人的自由,它过分强调集体,忽视了个人的权利、它过分强调道德,忽视了法律的作用,它还有重男轻女、三从四德这些糟粕。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必须抛弃的。

但我们也不能把儒家一棍子打死。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,都有它的局限性。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。儒家能在中国活两千多年,影响了整个东亚,这本身就说明它有它的道理。
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时代,各种思想满天飞。有人说儒家全是坏的,应该彻底扔掉,有人说儒家全是好的,应该全面恢复。这两种说法都是走极端。
儒家不是完美的,也不是一无是处的。它是我们的根,是我们的文化基因。我们不可能彻底扔掉它,因为它已经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,我们也不可能全面恢复它,因为它毕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,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合今天了。
两千多年前,华夏文明试了法家,试了道家,试了墨家,试了所有能试的思想,最后选择了儒家。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决定,是整个文明几百年试错之后,做出的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它不是最好的,但它是最适合当时的中国的。
历史没有如果。我们不知道如果当年选了别的思想,中国会变成什么样。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客观地看待它。好的我们留着,不好的我们扔掉。在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基础上,走出我们自己的路。这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,也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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